归根到底，网瘾是社会病症在青少年群体上的一个投射，不只是教育问题、网络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文化思潮、经济发展、伦理重建等多方面作用下的结果。
  

    新闻背景：方山县关闭当地所有网吧的行政举措引发广泛争议，使得近两年来令人头大的难题———青少年网瘾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焦点。
　　几乎与此同时，中科院心理所的专家指出：在国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很少见到中国这样繁荣的网吧业。国外网络成瘾的人群集中在20-30岁，中国却集中在15-20岁；国外网络成瘾的内容比较分散，而中国80%-90%集中在网络游戏；国外网络成瘾罕见极端事件，而中国人网瘾的极端例子却很多。
　　当越来越多的家长控诉“网络害了孩子”时，这份国内外网瘾现象的比较报告却提醒我们，想改善此现象，或许不得不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网瘾会找上中国孩子？
　　主持人：有关专家的答案是三大缺失使网络成为替代品：第一是父亲功能的缺失。父亲往往代表着规则和秩序，孩子自控能力的形成与父亲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但在现代家庭中，这个功能没有很好地启动；第二是游戏缺失。很多人以为，中学阶段孩子已经不需要游戏了。实际上他们仍然需要，而且需要社会角色更丰富、有象征意义的游戏帮助成长。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青少年网瘾以游戏为主的重要原因；第三则是同伴的缺失。独生子女家庭内同伴为零。而现行教育方式、课业负担使得与家庭外同伴玩耍也不太可能了。您认同上述分析吗？
　　王德峰：我不太认同第一点。父亲权威与网瘾没有直接联系。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已经有所区别，决定伦理权威的父亲角色并非必需。尤其在一个强调尊重和人格平等的现代语境中，即使有意回到家长式的强权控制，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助长孩子的叛逆情绪罢了。父亲权威意识的消退，无论主观动机还是客观环境的原因，应该都是令人欣喜的，把这种不可倒退的现代观念变化带入网瘾的成因中，恐怕更容易产生摩擦，无助于解决问题。
　　而第二点只能作为外部环境变量，并不是造成中国孩子如此迷恋网游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随着城市现代化，社区纽带涣散、弄堂游戏消失，不独中国如此。国外也面临着相类似的发展环境，可为什么网瘾没有中国孩子那么严重？我想关键还是第三点，同伴的缺失———我称之为社会品格发展的缺失，才是问题的根源。
　　人是社会的动物。孩子也同样需要社会化的生活，需要排解孤独。摆脱孤独的方式目前只有两种：一是与同伴玩耍。然而在现行教育方式下，这样的机会日趋减少。那就只剩下另一条路：把网络当成同伴、当成社会。网游对中国孩子致命的吸引力正是在于，他们无法从真实世界中获得社会化人格，无法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精神价值目标。这本来应该是更多地由学校教育来提供的营养，却因为以升学为导向的应试体系而丧失了。学校教育甚至更加把人“异化”，视学生为制造分数的机器，而不是有社会天性的人。于是一部分被压抑扭曲的人性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落脚之地，这个地方就是网络。可以说首先是我们社会自身供给的缺失，才使网游乘虚而入，成了维系个体成长的社会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