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低碳”一词迅速升温，一场低碳城市建设的热潮正在形成。不少人也把建设低碳城市与发展新能源产业划上等号。然而，在上海市科协日前举办的“城市经济低碳化的社会倡导与企业责任学术论坛”上，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表示，建设低碳城市不能只盯着新能源，解决高能耗产业、城市交通和建筑问题，是城市减排的主要方向。
中国面临减排压力
在诸大建看来，前年暴发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高碳生活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他说，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在里根执政时期，再次走上了鼓励能源消费的道路。大规模的城市化在美国以平铺的方式进行，从郊区的居住地到市中心办公室距离越来越远。大功率的汽车、独立的房屋，都需要高能耗支撑。然而，进入21世纪，石油的价格一路飙升，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难以承受。当他们开始放弃郊区住宅之后，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终，美国的房贷引爆了国际金融危机。
“现在，碳供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稀缺资源。”诸大建说，“而恰恰此时的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道路，需要大量的碳排放。这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何避免美国式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城市管理者来说，是值得考虑的。
当然面对减排压力，中国也有自己的争辩权，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中的隐含因素和历史积累因素。隐含因素指，中国的碳排放很大比重是为发达国家生产了许多产品，有关的研究成果说，中国的碳排放量中有1/3是为发达国家而产生的。就积累因素而言，中国不能够为富国的历史排放承担责任，其中美国历史累计总量是最高的。据统计，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04年，每10吨二氧化碳中，有7吨是富国排放的，英国和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存量达1100吨，而中国人均存量为66吨，印度人均存量为23吨。
诸大建说，中国在二氧化碳减排上重点在于单位G D P的能耗和单位的二氧化碳能耗，两者合起来就是单位G D P的二氧化碳强度。我国提出以2005年为基准线，到2020年减少40%-45%。G D P如果保持8%的增长率，到2020年大概是2005年的3.17倍。即使单位强度按照目标降下来了，但是排碳总量还要增加70%-90%。中国未来的挑战会越来越严峻。中国经济模式必须要改变，要加强能源替代和提高能源效率降低。
提高能效是关键
近年来，新能源概念被频频提起，从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到水能、核能，几乎每一种能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利益群体和推手，形形色色的专家、企业都在呼喊，要加大某种能源的政策支持，实现节能减排。诸大建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指望用新能源解决碳排，目前是不现实的。”诸大建说，现在有一个误解，将低碳经济等同于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其实根据中国的技术能力，利用好新能源不是当前最急迫的方向，而是2030年后的产业主流。目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高效率地用好化石能源即传统能源上。在发展新能源热中，不能忘记中国眼下仍是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的国情，应该在能源方面提高利用煤炭技术水平和清洁用煤。
在城市中，高耗能的产业、交通、建筑是碳排的三大难题。以上海为例，这三者占据了碳减排容量的绝大部分，新能源在上海能耗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诸大建将城市碳减排分为3个部分：输入端的碳源减少，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转化端的能源效率，主要提高工业能源效率、建筑能源效率、交通能源效率；输出端的碳汇吸收，从生态挖掘到生态建设。
在提高建筑能效方面，从全球范围看，建筑领域能耗及其温室气体排放和废物产生量占总能耗及相应排放量的30%-40%。如果用好现有的技术，就可以使建筑能耗降低80%。全球建筑行业年营业额在三万亿美元左右，若将现有建筑改造为高效建筑，就可以创造1 .11亿个就业岗位。
在提高交通能效方面，如果用好现有的技术，交通领域可以节省60亿桶汽油——每年减少2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相当于欧盟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如果转向生产低排放汽车，全球可以创造3800万个工作岗位和1900万个辅助性工作岗位。同时，向清洁和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转型具有明显的就业放大效应，每创造一个直接的工作岗位，就业的乘数效应在2.5-4.1。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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