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年共放流700多万尾 连续4年未监测到自然产卵
自然繁殖中断
2020年的秋季监测无功而返。实际上，从2017年到2020年，连续多年，那绿豆大小的卵，再没有出现过。中华鲟，1989年就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目前已极度濒危。
中华鲟在长江上游出生，在海洋中度过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但繁殖启动的信号来临时，它们就会像被什么指引着一般，准确地找到长江口，溯河洄游三千公里，回到他们的出生之地，抵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宜宾—屏山）河段产卵繁殖。
上世纪70年代，每年洄游到长江的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达2000余尾。上世纪80年代葛洲坝截流后不久，每年到达葛洲坝下产卵场的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2009—2012年间，下降至100余尾，2013年以后进一步下降至100尾以下，2017—2019年洄游群体的数量仅有约20尾。
危起伟分析了中华鲟种群下降至此的原因：葛洲坝的修建，阻隔了中华鲟的洄游通道，它们丧失了曾经分布在葛洲坝上游的产卵场。长江上多个水电工程蓄水运行形成的滞温效应，使得中华鲟繁殖季节水温升高，进一步压缩了它们自然繁殖的时间窗口。再加上捕捞、航运和污染等多重因素，中华鲟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人工增殖放流存争议
人工繁育中华鲟的最终目的，还是让它们回到长江，让它们补充野外种群。30多年来共放流中华鲟700万尾以上，但中华鲟资源增殖“收效甚微”。质疑声一直存在：放流真的有用吗？放流的中华鲟去哪了？
2014年以后，中华鲟研究所开展了中华鲟放流标记追踪工作。2019年的监测数据显示， 73%的放流中华鲟，在放流后能够到达出海口。中华鲟研究所姜伟博士姜伟观察到，很多淡水鱼被放流后，会向长江上游游动。但中华鲟的目的地则非常清晰——去下游，去海洋。这也意味着，人工养殖并没有磨灭掉中华鲟的本能。中华鲟需要10年甚至15年才会性成熟。那么，它们有没有遵循本能，曾回到过长江产卵？这一点确实难以说清。姜伟说，2009年之后，对野生中华鲟的科研捕捞已被禁止。时间太长，中华鲟身上的一些短期标记就遗失了；能长时间维持的标记，又必须打捞后才能确认。
保护进程要跟灭绝速度赛跑
过去的放流，不是没用，而是放得不够多、不够规范。应该制定完善的中华鲟增殖放流和资源修复计划。危起伟对放流进行过详细分析。过去30多年，共放流了700余万尾中华鲟。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放流的是还没有开口摄食的小鱼。这些鱼太容易死亡，其实是不适宜人工放流的规格。30多年，真正“有效”的放流群体，其实是137.21万尾已经越过了死亡高峰期的稚鱼和幼鱼。
这样算下来，每年中华鲟放流量实际平均不到4万尾，较国外同类放流规格数量上差了十倍甚至百倍。
危起伟计算道，根据现在中华鲟需要补充的数量倒推，一年要放流的中华鲟量应达到300万尾。“那就是千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入。”
资金怎么来，放流怎么更科学，都是棘手的问题。
危起伟认为，应该制定完善的中华鲟增殖放流和资源修复计划，比如，针对现有保种资源的资源共享与繁育利用计划，基于保种群体的遗传管理和科学繁育搭配计划，人工增殖放流中华鲟的野化训练计划，增殖放流规格、规模和地点的科学规划和放流效果监测评估计划……而且，还要建立增殖放流保障机制，解决中华鲟增殖放流中的经费需求和运行管理问题。
保护的进程，必须跟灭绝的速度赛跑，要行动。行动，才能给中华鲟的命运，拼出一个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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