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康，鱼类学家、生态学家。男，1917年9月1日生，江苏吴江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38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生物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44年考取中英文教基金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进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兼任大学本科比较解剖学课实验指导员。1947年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相继去美国伍慈霍尔实验细胞研究室任副研究员、麻省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任动物癌症研究基金会项目研究员。1949年2月回国。1950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后，任该所研究员至今，并先后兼任该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主席，政协湖北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科协名誉主席。
    长期从事鱼类生态学、湖沼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实地参加和领导实施了湖北省梁子湖与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生态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和系统性的第一手资料。这项集体研究成果汇集成1976年出版的40万字的《长江鱼类》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为日后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20世纪80年代，率先以生态系统概念组织实施湖泊生态学研究，评估几个子系统在武汉东湖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东湖富营养化的生物治理对策。“东湖生态学研究”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领衔主编的《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1995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发表独著与合著的论文100余篇。
    1994年获梁亮胜侨界科技奖励基金理事会、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的奖励基金特等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不谙世事”的大学者
                                          ——刘建康院士二三事

    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刘建康院士似乎越来越执拗，也越来越喜欢较真。单位里有人不是太注意，自行车经常停得不是地方。十年前已80高龄的刘建康就一辆一辆地搬。日久天长，大家觉得不好意思，也就不敢再乱停车了。
    刘建康曾担任过水生所所长，好歹是一个单位的“头”，一个小小的信封也不值几个钱，单位印刷得很多。但因私事或家里人要用，刘建康一律要求去商店买，不肯占公家的一点小便宜。
    20世纪80年代，刘建康应联合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的邀请，前往联邦德国做三个月的考察访问，为此对方为他提供了7770马克的费用。在繁重的考察工作中，刘建康生活十分俭朴，坚持自己做饭，每天除了在外考察吃一顿正餐外，其他就吃面包和干粮。最后，除掉房租、伙食费外，他共节约了4270马克。他用1068马克为水生所购买了一套急需的细菌滤器、滤膜，剩余部分，回国后全部上交给了中国科学院。
    这位生活单纯的学者，早先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大学者。使刘建康声名大振的第一项科学发现是在1944年，年仅27岁的他首次揭示了黄鳝的性别秘密：黄鳝一开始全是雌性，随着长大逐渐转雄。这项发现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一度引起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注意。其论文《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还被列入当时英、日、美、苏等国的研究报告和教材。
    20世纪80年代起，刘建康主持东湖生态学研究工作。他从生态系统概念出发，最终揭开了东湖蓝藻水华消失之谜：采用放养鲢鳙这一“生物操纵”法，可以控制东湖蓝藻水华的发生。
    对于学者来说，揭示出自然界的规律，这是他们的职责。至于这一发现是否被接受，已经超出一个学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可刘建康却不这样认为。2003年，听说有关部门要在东湖停止养鱼，他马上向省市主要领导写了一份建议，提醒大家在截污还未完全实现之前，东湖不能停止规模养鱼，否则将再度爆发大规模蓝藻水华。
    刘院士说：“认为不对的地方，我就要发表看法。”
    一位青年学者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还获得中科院“杰出青年”称号，学术前途很被看好。可有人发现他在发表论文方面存在问题，比如重复使用已发表的科研原始数据，去掉合作者的姓名只署自己的名字，甚至抄袭和剽窃别人的成果。
    了解到这个情况，刘建康随即与其他几位院士联名，写信给中科院有关方面，要求严肃处理。
    这位青年学者最后被中科院除了名。可也有人私下埋怨，就是因为刘建康院士等人的固执，让这位学者所在单位的声誉也受了些影响。刘建康依然“我行我素”：搞科研不能投机取巧，不正之风必须刹住。
    为此，刘建康也多多少少不太“讨人喜欢”，对他的这般执拗劲，两个女儿也拿他没办法。在她们看来，父亲已是90多岁的人了，为人处世也该“世故”一点。可他还是像年轻时那样胸无城府，说话做事不看场合，也不看人。